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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聯席所長、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賁圣林（資料圖）

　　2020年3月1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研究所、國際貨幣研究所和銀行業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開放銀行全球發展報告——讓銀行無處不在》報告線上發布會順利舉行。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院長、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管理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聯席所長賁圣林教授受邀參與本次發布會直播活動，就開放銀行與金融科技發展等問題在線發表了觀點并回答了觀眾提問。

　　以下是賁圣林教授發言全文：

　　首先，祝賀宋科教授和團隊在這樣一個非常適當的時機與時代發展大背景下發布這份《開放銀行全球發展報告——讓銀行無處不在》報告。17年前的非典疫情，推動了電子商務以及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之后隨著支付寶在杭州起步，互聯網金融也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如今，我們正處于新冠疫情大背景下，疫情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對金融尤其金融科技的發展也將再一次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開放銀行為例。目前，英國和歐洲的開放銀行發展比較快，在頂層設計、制度創新與規則完善方面走在了前列；而美國的開放銀行則更多地秉承市場化運作的趨勢；中國的開放銀行由于在監管方面的指引還沒有完全清晰化，因此未來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也有較多的發展空間。開放銀行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三種不同的金融科技發展模式。在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更多地是依靠市場需求拉動；美國的金融科技則傾向于通過核心技術驅動；而在英國和歐洲，更多的則是注重制度的創新，包括開放銀行規則、數據保護條例等等。

　　對中國來說，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意義非凡，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將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這是因為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銀行體系，總資產規模達到了近300萬億人民幣，差不多是3倍GDP的規模。也就是說，每1塊錢的GDP就對應了3塊錢的銀行業資產，因此中國的銀行體系對GDP的影響也是深遠的。目前中國有將近5000家銀行，但從今天銀行業上市公司的估值來看，大多數都處于跌破凈值的狀態，市凈率小于1，而市盈率一般來說也不到10，一些時候只有5左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銀行業未來轉型的道路還很長、機會還很大、也面臨著較強的迫切性?！堕_放銀行全球發展報告》的發布，可以說是代表了金融科技下半場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對于中國來說，不僅僅是銀行的數字化轉型，包括我們的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在內的很多傳統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都是迫切而意義非凡的。

　　銀行和金融科技企業之間如何實現相互賦能與合作，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的難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機遇。從銀行的角度來說，傳統銀行需要保持較為開放的心態和理念，充分認識到銀行業轉型的大勢所趨而不是單純地限制在技術轉型的思維里。傳統銀行如何轉型，我認為要根據銀行自身的情況堅持“知己知彼、揚長避短”的原則。中國有近5000家的銀行，每一家銀行自身的能力、資源的稟賦都各不相同。像建設銀行、工商銀行這樣的大型銀行，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客戶基礎與科技能力加以合理借助外力，更好地打造以自身為中心的一個新型生態。而中小型銀行可能就更多地需要借助外部金融科技企業的實力，必要的時候實現抱團發展，而金融科技巨頭如何引領中小型金融機構轉型發展也將成為一個非常大的機遇。從金融科技企業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需要始終保持一個對行業、對金融發展敬畏與負責的心態。我們的金融科技企業在市場上相對而言比較激進和任性，而傳統銀行又一直以來比較謹慎和理性，兩者合作時在文化觀念、發展理念和技術能力等方面需要進行很好的平衡。那么，正如報告中提到的賬戶層、空間層和生態層，在金融科技企業與銀行進行雙方合作的時候，我們需要明確雙方各自的能力邊界、責任邊界、利益邊界和合作范圍。只有將這些都厘清和思考清楚，才能夠消除目前處于相對弱勢的很多中小銀行與大型金融科技企業合作時的顧慮，雙方才能夠更好地實現揚長避短、協同創新。

　　總結來說，我認為在中國銀行業轉型發展過程中，傳統銀行與金融科技企業的合作需要雙方的相互欣賞、相互成就和相互賦能。同時，監管也需要扮演起關鍵角色和重要作用，中國在開放銀行這一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何鼓勵和包容傳統銀行在金融科技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能夠更好地創新發展、更好地協同監管、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更好地提升自己，這也是我們大家包括監管機構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機遇。

　　觀眾提問：商業銀行在開放銀行過程當中應該怎么做？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在全球走在前列，審視中國的市場環境，銀行與金融科技平臺應該如何合作，特別是消除傳統商業銀行的顧慮？如何引導銀行積極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做好優勢互補和利益共享？請您就這個方面談談您的想法？

　　賁圣林：首先，我認為銀行數字化轉型是沒有退路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需要探討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實現轉型的問題。在全球范圍內，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桑坦德銀行（Santander）和荷蘭的ING銀行等在銀行數字化方面都做得比較好，也具有較為成熟的經驗。最近，像高盛這樣的傳統銀行巨頭也在推出Marcus這樣的平臺，類似于模仿中國的網商銀行和微眾銀行。這些都代表了整個傳統金融主流機構走向數字化、大眾化、民主化進程的發展。

　　在國內，銀行本身相對來說是顧慮較多的。當然，這也包含了歷史慣性的原因。因為在十幾年前，中國的銀行業整體還處于國有企業的心智階段，并沒有較強的市場化、科技化、智能化的動力、能力和經驗；而突然到了今天的金融科技時代，科技進步、行業變化太快，而我們的銀行從業人員和管理人員可能還沒有完全轉過神來，所以在思維和理念上就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像建設銀行、工商銀行這樣大型銀行，本身是具備數字化能力和潛力，那么如何從市場或者制度的角度去激發和鼓勵他們數字化轉型的意愿，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

　　對于大型金融機構來說，如果不能盡快地走向數字化轉型，那么未來的發展前景是非?？皯n的。目前，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實踐比較好的招商銀行，其市值就比交通銀行多了一倍多。而華夏銀行目前市值只有1000億元左右，甚至低于寧波銀行這樣的城商行。當然，股價市值還由其他不同的原因導致，但是可以看出，像交通銀行、華夏銀行這樣的傳統銀行在數字化轉型方面還是任重而道遠的。

　　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如何解決傳統銀行的一些疑慮？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考慮。首先是文化與觀念因素。當前，一些傳統銀行的領導和管理人員行政級別意識較深，很難真正地從市場角度去實現轉型，這一現象在北方以及中西部地區表現較為明顯。文化和觀念的束縛是當前銀行市場化程度不夠和未來數字化轉型中一定要解決的問題。其次是能力與邊界因素。一些傳統銀行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和金融科技企業合作的意愿，但是又擔心最終被螞蟻金服、騰訊這樣的金融科技巨頭吞并了。這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能力與邊界的問題。傳統銀行在技術能力方面相對較弱，但是在金融管理方面更加規范、更有經驗，如何建立一個互信機制來幫助銀行和金融科技企業了解各自的長處與短板，幫助我們的傳統銀行拉長長板、彌補短板，從而真正地在與金融科技企業的合作過程中實現優勢互補、相互成就，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是監管因素。近幾年來，我們在推動金融科技的可持續創新發展的同時，也發現了金融科技業態中的一些問題，暴露了我們在監管的規則、標準方面以及規則的制定、執行中的不足。銀行屬于強監管的金融領域。那么，明確什么業務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嘗試，清晰銀行監管邊界設立的合理性與適用性，鼓勵銀行處理好創新與安全二者之間動態的平衡關系，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好這一問題，那么銀行由于自身機制和能力的問題，在自主追求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也就會產生動力不足的現象，未來發展的壓力就會更大。